没事的下午，就容易犯困。西非气压低，本身就容易迷登。但千万不能因为困就由着自己睡呀。睡，睡，睡着睡着就死了。不是威言耸听，有这种病，叫昏睡病。
 

　　其实在西非，最怕的还不是这个。最怕的是打摆子。打摆子是这里中国人的叫法，也就是俗称的“疟疾”。得了这病，又拉又吐，发烧，浑身痛。一场病下来，体重得减个十斤八斤。而且容易复发。一旦疟原虫上头，那人就完了。

　　黑人自己也得这病。这病对于他们，像我们感冒一样平常。他们也就不当回儿事儿。当事儿也没办法，没钱。没钱就挺着；挺不过，就走了。要是很长时间看不到某黑人，那很可能是：他(她)已经不在了。

　　来这儿的中国人，没打过摆子的少。

　　大使馆的杜秘，“摆”出了名。两个月，“摆”了8次。后来有人说是12次，又后来有人说是20次。越传越多。有天大使特意把他叫过去：“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‘摆’了多少次？”

　　当地有种叫“西草奈”的草，煮了，当茶饮，能预防摆子。很多餐馆都有，人们也习惯饭后来一杯。预不预防在其次，关键是心里踏实。预防，西方人一般口服奎宁。瓶子就放在餐桌上，吃完饭，来一片。

　　防范于未然，陈建的太太小雅刚来非洲，就准备给孩子吃奎宁。孩子8天，陈建就来了非洲。这好不容易，才盼来一家人团聚的时刻。

　　小雅一看这药的成分，眼泪就下来了。这药伤肝。大人还行，1岁多的孩子哪里能受得了？不能吃！不能吃！不能吃！摆子是蚊子传播的，小雅就时刻盯着孩子，怕被蚊子咬到一口。一个孩子还好看着，陈建夫妻有的偏巧又是双胞胎；这里蚊子本来就多。时刻盯着两个孩子，不让他们被蚊子咬一口？这日子可真没法过。呆了两个月，小雅不行了，坚决要回去。就带着孩子，回中国了。

　　刘医生治了20年的摆子，很出名。很多人到了他那里，挨他两针就好了。医生也得病，他自己也摆起来。他给自己打针。可能是剂量大了，肚子肿起来。越肿越大。都快不行了，才想起来是不是治错了。果然错了。不是摆子，是肝病。本身就是肝病，这治摆子的药又伤肝，刘医生还没登上回国的飞机，人就不行了。

　　刘医生不是庸医。这里谁发烧，首先都按摆子治。

　　小索发烧了，简梅立刻送他到武大姐的诊所，立刻打上了治摆子的药。一天了，烧也不退。没辙，转到了加拿大医院。跟前两次一样，呆两天就好了。跟前两次一样，花了简梅30万西法。加拿大医院很先进，但也是按摆子给治的。最后呢，发现是鼻炎引起的发烧，不是摆子。

　　有医生说疟原虫在血液里两三年就会自动消失。有医生说终生不会消失。也不知谁说的对。反正疟原虫在血液里存活两三年是没问题的。这就使得好多人回国了也同样“摆”起来。

　　简梅带小索回重庆休假。借机去了趟武隆县他奶奶家。在国外做生意一年到头地累，这回来了，想好好休一下。这天，正和小索的二姑在美容院里享受时，小索的三姑跑来了：“嫂子，不好了，小索得了白血病。”

　　白血病？简梅扑楞一下从美容床上跳起来，趿拉着鞋就跑了出去。

　　“是白血病。”武隆县医院的医生说，“血像都到了2000。”

　　简梅说不是，是打摆子。

　　“我们查了，血液中没有疟原虫，不是打摆子。”医生很自信，“是白血病。”

　　武隆县不权威，简梅打了辆出租就往重庆奔。

　　“武隆县医院的医生说是白血病。”简梅说，“我觉得不是，是打摆子。打好加米就行，我这就有。我们是从非洲回来的。”

　　“我们不能听家属的。”医生说，开始全面化验。血液中还真没有疟原虫。

　　“孩子这么烧就烧死了。还是给他打退烧药吧。”简梅请求医生。

　　医生说查不出原因不能随便处置。

　　简梅在这家医院有熟人。可碰上三讲，开会，人家不让找。

　　小索的三姑给医生跪下了。可医生还说不行。“哪能说家属让怎么治就怎么治呢？”

　　小索的三姑说转院。

　　“转院也是这样。他们也不能随便给病人打针。别转院再给孩子耽误了。”简梅说，就准备趁医生不注意时把小索偷回家去。

　　医院免疫科有个主任，听说这事跑来了。查了查情况，说“是摆子，可以给病人打好加米。以后，从非洲和东南亚回来的人，发烧，都首先要往这方面考虑。”

　　免疫科的主任以自己的信誉担保，小索打了好加米。果然很快就好了。

　　从西非回中国，一定要准备些治摆子的药。有个中国人，回到北京也“摆”起来。可北京没有这药，好不容易才在上海找到。据说现在，北京的友谊医院也有了。

　　其实这病好治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西非改行做了医生。